一、新问题
国内出现了一个新问题（也有人争论说这是一个早就已经提出并解决了的问题）：文学已死，抑或没有死？这个问题如此紧迫，让希利斯・米勒的中文版译者决定将米勒的新书《论文学》“On Literature”的书名及时地改成了《文学死了吗》。美国解构主义大师能够替我们回
好在这本书类似于哈罗德・布鲁姆写的那本《西方正典》，是出版商替广大读者着想、向文学研究大家提出写作要求的书：简明扼要，直接面对问题。所以这不是那种令人退避三舍的书――那种书即使在回答“文学死了吗”这样直接的问题时，也首先会以令人敬畏的耐心辨析如下几个问题：一，什么是“文学”？二，什么是“死”？要解决第一个问题，先要问，什么是“什么”？甚至，什么是“是”……
为普通读者考虑，希利斯・米勒没有这样做，但这个工作在此刻看来似乎是不可或缺的。既然不断有人在热忱而殷勤地宣告“文学之死”，而在某些时刻，我们的确会产生文学“不在场”的感觉，因此我们就有必要先问一下文学是什么？文学除了在抒情的意义上、在私人的意义上是个“梦”之外，它在更现实的层面上首先还是一个具有自身传统的建制。它由生产系统和评价系统构成，前者由教育、写作、发表、出版组成，后者由研究机构、专业杂志和大众媒体组成。“梦”可以死去，“建制”却很难死去。就是说，那些急迫的报信人谈的有可能是“梦”之死。因此，我们必须抓住这个报信人一问再问，甚至我们还要反躬自问：什么是文学之死？什么是死？因为我们已经看到太多的人从自己放弃阅读那一天起，便宣布那一天就是他所面对的读物死去的日子。在某种意义上这也是对的，在他的那个小宇宙里，局部的死亡――其实是溃疡――已经开始。虽然“文学之死”有数不清的意义，如果审视那些葬礼报信者的说法，我们会发现关于文学之死的众多意义围绕着阅读的终结，而阅读的终结的主要原因据说在于，报信者所认定的写作质量的普遍降低。
我不仅假定“文学之死”的宣告只是一种地区性症候，并且，我还要假定那只是他们报信人自己的病。正如一个思想者所说的那样，几乎每个以启示式语调谈论“**之死”的人，都远没有轻易地打发掉死者；那些讣告――那不过是他们与自己身上的幽灵搏斗时的呓语而已。
写到这里，我发现斯皮瓦克斩钉截铁的解构风格的论断，如果用在报信人身上是有其合理性的：“所有的结论都是临时拼凑出来的”。所谓“文学之死”，只是无力去思索混乱现状时发出的愤懑而含混的诅咒。
二、米勒的“文学之死”
米勒在本书中提到了“文学之死”这个问题，但无论他在原著中写下的“literature”还是在译本中出现的“文学”，其实和我们所说的“文学”是不一样的。他指出：“现代文学观，是被研究性大学以及为大学做预备的低等学校教育创造出来的。”也就是说，所谓的“文学观”并非是一个先验的“主体”，而是被建构出来的，或者说它只不过是一种话语的产物。文学的“死”，必然与“研究性大学”的研究方式有关，或者和“低等学校”与“研究性大学”建构方式的脱节有关――相比较而言，在中国则是文学的生产与评价机制的脱节。
关于文学之死，米勒的态度是暧昧的。当然他会经常提到文学之死，诸如正是研究性大学的“文化研究”的兴起在造成文学的死亡、文学理论的繁荣标志着文学的死亡、修辞阅读和文化研究无疑促成了文学的死亡等。
但如果我们仔细审视米勒的说法，我们会发现他一直都没有认定这一死亡或这一事实的完成。关于文学之死，他只是在假定意义上去谈。第一章第一节的题目是《再见吧，文学？》这表明，他更愿意去质问这一说法，他的兴趣是去探寻造成文学死亡的原因。某个研究米勒的国内专家没有把握住米勒这句话：“很多人觉得文学的处境可能已岌岌可危……理论不仅记录了文学即将死亡（文学当然不会死亡），同时又促成了这一‘不死之死’”。该专家的理解是，米勒认为文学“死而不亡”。米勒在该书中有强调文学的这一幽灵特性吗？米勒曾动情地写道：“对深嵌在你的文化中的某物，只有当其隐退到历史深处时，你才能清楚地看到它”。也就是说他强调的其实是在这生死关头去重新定位文学。有一种认识论认为，当某物消失时，我们才能精确地衡量它的价值。对作家来讲，一个词的意义往往在它被删去的那一刻才明亮起来。失去一个珍爱之物甚或是爱人的那一刻，往事会照亮该物该人，并且往事会自动排序，固化为一个有意义的结构。
国内学术界讨论该问题方式往往是这样的：以前，文学非常吸引人；现在，出现了更有趣的娱乐方式（网络游戏、电视等），这些造成了对文学的冲击。在冲击面前，文学被边缘化了，或者干脆来个响词：“死了”。解救办法是什么？就是在人们的关注点中寻找最后的机会。他们提出的“机会”在我看来具有两面性，一面是极端世俗性的：既然人们都在关注金融，那我们为什么不去写一篇金融小说？另一端：这个物欲横流的世界最缺乏的其实是精神方面的救赎，那么文学就应该担当这一使命。后一种指导方式尤其令我扼腕：文学已自顾不暇，还想通过拯救别人来拯救自己？这两种说法陈陈相因，已经被说了很久。从它们被重复的时间跨度来看就可知它们是无效的。不过，它的功效在别处：我们可以在将来辨认出这些说法的重复者身上没有一滴学术血液。
米勒固然没有明确提出“文学之死”的看法，但我猜想他的看法其实是：文学的死亡永远在到来中。它的复活（或说苏醒过程）正如雪莱在《诗辨》中说的“创造的心灵仿佛一块暗淡下去的煤炭，某种不可见的力量，如同一阵阵风吹醒了它，让它发出短暂的光芒”。
三、文学如何可能
布赖恩・狄龙在《泰晤士报文学增刊》上撰文评价米勒该书时说：“该书的任务并非是面临现代科技大举入侵时夺回文学的老一套尝试，而是在雄心勃勃地努力去回应那些虚拟现实时确立我们的基石”。
文学在新媒体统治的新世界的可能性在哪里？它不可能又玩出什么新招数去迎战虚拟现实、电视或网络游戏――米勒甚至愿意承认这些游戏方式的正当性――它只是印刷时代的诞生物，“一本书就是放在口袋里的可便携的梦幻编织机”。
这种梦幻编织机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所纺织的产品越来越精密，直到马拉美、乔伊斯、史蒂文思――请允许我谨慎地添上李贺的名字以便对照――作品的出现，这些作品吁请读者回到文学的表面，它们的神奇语言“强迫读者注意语言的表面，而不是透过它，到达一个虚拟的现实”。面对这些作品，人们才意识到文学把语言正常的指称性转移或悬搁起来。文学当然对它自身遭遇到的不同理解都来者不拒，但那些对于目的性进行戏弄的文学作品，其语言的表面的吸引力更大，这才是文学吸引人的地方。即使传统的定义中也有这一内容：文学是一种语言的艺术。
那些文化研究者，无数次企图打开所谓文学作品背后的秘密。发掘活动一旦开始，不发现秘密是不会罢休的。一般而言，发掘活动也总能发掘出它想找到的东西。文学具有的梦幻性质让人害怕，人们害怕它在灌输种族、性别、民族、阶级的危险信条或不公正的信条。弥尔顿《失乐园》中隐藏的歧视女性的倾向一旦表露无疑，它的魔力就丧失了。从我们的角度来看，文学就是
被归纳中心思想这一活动害死的。霍普金斯（Gerard
Manley
Hopkins）说过，文学作品是“反的、崭新的、少的、奇特的”。这是从文学呈现出来的效果而言。如果从女性主义、后殖民主义等角度看，文学的这种奇特效果必然绑定着某种固化的意义。这种固化的意义一直在给阅读者洗脑。他们的说法是这样的：文学当然是有益的，但必须去除――至少是指出或挑明文学中的那些洗脑因素，文学才能为人类提供更健康的服务。
如何挽救文学？米勒当然不会扮演给未来文学算命或指路的角色。他认为挽救文学的任务落在阅读者身上。米勒鼓吹要“天真地、孩子般地投身到阅读中去，没有怀疑、保留或者质询。读者和所读故事间的关系，就如同恋爱。两种情况下，都是要把自己毫无保留地献给对方”。
阅读是某种“癫狂”，要搁置根深蒂固的“批评”或怀疑的阅读习惯。这种阅读方式当然令人生疑，因为表面上看来这不是一种“聪明的阅读”。但每个阅读者都必须选择：是进行“主动献出自己”的阅读，还是进行那种想着每本书都会洗脑的阅读？如果是后者，书就必须被质询、抵抗、去其神秘、去其魔力、重新将其纳入历史、尤其是虚假而错综的意识形态的历史。
（《文学死了吗》，【美】希利斯・米勒著，秦立彦译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5月版，23.00元）
（本文编辑：朱岳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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